有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收入增长就不会是奢望

“你敢直接向老板提加薪吗？”接受记者采访的20多位农民工无一例外地给出了统一回答：“不敢”。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30多位餐饮、环卫、铸造行业的农民工，绝大部分人从进入企业到离开，都没有涨过工资。

而集体协商开始让他们感受到了改变，尽管这条路并不平坦。

协商赢得30元工资增幅

2010年下半年，杨浦区长白地区总工会开展了一次针对辖区内街面商铺的“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涉及企业241家，职工1920人，其中近90%为农民工。

这场集体协商前后耗时4个多月，动用街道所有工会工作者，最终使该区域内职工的最低工资从1120元的“市标”提升到1150元，增幅仅30元。

有人质疑：工会投入精力那么多，最后职工月薪只“象征性”地涨了30元，到底值不值？在面对质疑的时候，长白地区工会干部们快速回忆了4个月来的辛勤工作，不禁百感交集。

46个公章敲了两个月

王赉英在长白街道控江路18弄小区居委会做了7年的小区工会主席，说起今年六月底开始的小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她一开口就连说两个“很吃力”。

“我们小区工会只有两个人，一家家店上门跑，一个个老板上门找，不管天有多热，不管雨有多大，找不到老板就誓不罢休。”该居委会共有街面小店46家，王赉英以工会主席的身份挨家上门给老板确认职工工资调查报告，这是工资集体协商最重要的前期调查。按规定，每家小店都要在调查报告上敲一个“法人代表章”。于是，麻烦来了。

“没有一家店痛痛快快地给我敲章，他们的理由千奇百怪。”有一家店，第一次说“财务没来”，第二次说“公章忘带”，第三次说“老板不在”，最后干脆说“就是都在，你来了也白来。”王赉英想不通，今年初，她以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的身份到这些企业去签订《综合治安治理合同》，那时一个上午能敲几十个章，没有老板拒绝她，但同样是这些店，她的身份换了工会主席，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做了。

该居委会有一家饭店，老板5次拒绝王赉英的敲章要求，第六次看到这位“退休发挥余热”的工会主席时，被深深感动，于是拿出公章，一边敲一边对王赉英说：“卖你面子啊，如果换了别人，我绝不敲的。”

46家街面商铺46个公章，王赉英从七月初一直敲到八月底，那是上海最热的两个月份，她磨破了脚，磨破了嘴皮。

老板：加一元钱，也是“肉里分”

延吉东路166号有一家“元觉经贸有限公司”，号称公司，其实就是两个门面宽的一家杂货铺。老板丁元相今年77岁，经营杂货铺整整10年。

店里有4个职工，每月工资1120元，多年来一直“严格”执行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丁元相说，他店里利润最高的商品是一把仿皮的靠背椅，卖一把赚20元，一个月卖不了一把。利润最低的是热水瓶塞子，5毛钱一个，卖一个赚8分钱，一个月卖不了十几个。中等价格的商品是热水瓶，卖一个赚2元钱。一个月下来，杂货铺的营业额大约一万多元，扣去所有成本，实际利润20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