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军事条令 春秋时期军事著作《司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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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军事条令

《司马法》，是重要的春秋时期军事著作之一。据唐朝宰相李靖所说，《司马法》本出自姜太公之手，商周秦汉的大司马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国防部长，司马法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国防部颁发的作战条例，而姜太公曾担任周文王的大司马，故有周之司马法出自姜太公之说。而后世司马穰苴所写兵书名为《司马穰苴书》，并非《司马法》。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由此可见，《司马法》并非一人所撰，周朝开国之初的《司马法》是由姜太公所撰，姜太公死后，又有数人重新编撰，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司马法》。

《司马法》是现存最古老的军事思想，比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还要古老。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有浓郁的贵族色彩，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此书讲军礼的地方甚至超过兵法的部分，典型的三代兵法的化石。

《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后世评论

《司马法》是我国历史上颇多争议的一部兵书。关于其作者与成书的年代等都有不同的看法。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西周时，王室设有大司马一职，职掌军事，《司马法》就是司马论兵的兵书。这个司马是谁，如今已无从查考，唐朝李靖曾言：“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通过此语可知，编写《司马法》的那位司马就是姜太公。[8]但是古《司马法》早已亡佚，到战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法》原有一百五十篇，可惜的是后来大部分遗失了，现只存五篇。

《司马法》在汉代具有崇高地位，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司马迁评论道：“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亦少褒矣。”东汉以后，《司马法》被奉为兵学权威著作。宋元事中被列为《武学七书》之一，规定为将校必读之书。但是，到了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认为今本《司马法》完全是伪书。这个看法过于偏激。我们认为，今本《司马法》应该看作是《司马穰苴兵法》的残本。它是战国中期的作品。

《司马法》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对于那些能“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不义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它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想。《仁本篇》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了同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就是说，只要目的是为了消除战争，借助战争这一手段是完全可以的。这实际是说，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不妨使用武力。

这表明《司马法》并不简单、绝对地反对战争，否定战争，而且还表明了《司马法》已经揭示了战争的实质是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同时，《司马法》还提出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观点。认为，如果平时忘记了战争的存在，放松战争准备工作，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仁本篇》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战争的态度：好战会导致亡国，忘战也会导致危险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对穷兵黩武行为的批判，也是对偃武修文，麻痹大意思想的警告。所以，《司马法》不是简单地反对战争或者赞同战争，而保持着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军队治理

《司马法》认为，要“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很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内容上，强调简明扼要，“教极省”，并提出“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来教育和培养民众、军队，六德以时合教”。《司马法》也指出，治理军队与治国是有区别的，治国与治军各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这是说，古时不用治国的方法去治军，也不用治军的方法去治国。如果两者相混，就会产生不好的效果。因为，治国与治军的目的不同，“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意思是治国追求的是温文尔雅，治军追求的是坚决果断。

战略战术

《司马法》强调轻、重相结合的原则。“轻”、“重”在《司马法》中有不同的含义，既指兵力的大小，人数的多少，又指兵器的长短、大小等。这种轻重结合的原则体现在许多方面。在兵器的配备上，《天子之义篇》说：“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这就是说，要重视武器与重武器的结合。轻的是短兵器，重的是长兵器。取长补短，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性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严位篇》说：“凡战……以甲固，以兵胜。”又说：“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这里的重指的是坚固，轻指的是锐利。在战场上，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甲胄的坚固性来巩固防守，使敌人的进攻不能得手，又利用兵器的锐利来发起进攻，战胜敌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照顾到防守和进攻而不会出现偏颇。《严位篇》又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这里的轻、重指的人数的多少。意思是，用小部队与敌人的小部队作战可能产生危险，用大部队与敌人的大部队作战可能无功而返，用小部队攻击敌人的大部队就可能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就要迅速决战。所以，大部队和小部队的相互结合，互为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军队的指挥上，也存在着一个轻重结合的问题。《严位篇》说：“上烦轻，下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总而言之，《司马法》强调，不论是武器配备、兵力的运用，还是军队的指挥，都要注意轻重结合。

军事辩证法

《司马法》的这种以轻、重来阐述军事问题的做法，正如方克在《中国军事辩证法史》中指出的那样：“《司马法》从军事领域中对立统一的矛盾诸因素中抽象出‘轻’、‘重’这一对基本范畴，是我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正象老子、孙子、范蠡分别将军事领域诸矛盾归结为刚柔、奇正、阴阳一样，都是把军事思想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这对建立我国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武器装备上，《司马法》认为要尽量运用精良的武器。它还强调要团结士卒，提高士气，充分利用奖惩手段等。

局限性

《司马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它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如突出仁义说教，把战争说成是仁慈的。又美化上古教化，认为周不如商，商不如夏，夏不如虞，以至把战争看成是“德衰”的结果等等。

《司马法》一方面强调以“仁”治军，宣扬“攻其国，爱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将军对士卒“小罪乃杀”，军中要“政栗”、“位严”，带有明显的以法治军的烙印。而以“仁”治军与以“法”治军则代表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