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损害赔偿金的计算

针对某报社的一篇关于劳动区别赔偿的文章(下称孔文)，有律师认为该偏差时不合理的，应该予以取缔，一下是取消的理由：

一、死亡赔偿金不是精神损害赔偿

关于《解释》第29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孔文认为是“作为民法上惩罚侵害人、保护受害人的重要措施之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首先，在《解释》起草人之一，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的陈现杰博士所撰写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2期)一文中明确说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均系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解释》“在概念上，与现行法律规定保持一致，将对收入损失的赔偿称为死亡赔偿金，而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就叫精神损害抚慰金，以期概念准确，用语规范。”并且还进一步说明，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8)项在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外，又规定了死亡补偿费，在解释上就被理解为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理解，事实上影响了后来的立法。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二条，均采取在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外，同时给付死亡赔偿金的模式;其死亡赔偿金，解释上也认为是精神损害抚慰金。但这一模式，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重大问题。由于有关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和独立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作了限制性区分，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受理精神损害赔偿，以致在犯罪引起的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近亲属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死亡赔偿金的赔偿。为此《解释》对此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定位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死亡赔偿的利益失衡，使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获得相对公正的司法救济。另外，《人民法院报》2005年3月2日刊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大法官在“中美人格权法与侵权法高级研讨会”的讲话，在讲话中再次强调“(《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而不再是以往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从司法解释起草者的说明和黄松有大法官的讲话均可以确认：《解释》第29条以及第17条第三款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属经济损失的赔偿而非孔文所认为的精神损害赔偿。

其次，即便没有看到陈现杰博士的文章，我们从《解释》原文的规定也能够看出“死亡赔偿金”非精神损害抚慰金。《解释》第17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然后在第29条规定了死亡赔偿金的具体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解释》第18条又紧接着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如果说第17条第三款以及第29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范畴的话，为什么又在第18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方式呢?岂不自相矛盾?

因此，对于《解释》所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应认定为经济损失赔偿而不应认为是精神损害赔偿，此为孔文误之二。

二、收入损失赔偿应具有差别性

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是相对的。当这种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而失衡时，就需要用法律对这种失衡状态进行矫正，以求恢复平衡。因此，当一方当事人违反民事义务，使他人受到损害时，只有让另一方补正受害人的损失，方可使当事人双方在物质利益上达到新的平衡。因此在侵权责任的赔偿损失上，除经营者故意欺诈等法律规定的应承担惩罚性赔偿外，基本的原则就是赔偿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是，受害人死亡以及劳动能力丧失的经济损失没有可以具体衡量的标准。因为每个人都无法正确预计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侵害，自己自然寿命的长短以及未来收入的变化，尤其是暂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其未来的劳动能力和收入水平难以预测，是一个抽象的不确定的概念，因此这些损失属抽象损失范畴。如果根据举证规则，要求赔偿权利人对于未来收入进行举证的话，显然无法办到。而且每个受害者的收入情况均不一样，我国城乡收入又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解释》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等抽象损失采取了区别定型化赔偿的方式，根据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以及农民纯收入设置有固定的赔偿标准和期限，笔者认为正是对于赔偿权利人的一种保护。如果全部采取一个标准，像新西兰那样，有一个基金，在他们国家出了伤害事故，不管受害人的身份都可以领取一笔赔偿金，这其实就是消灭了侵权法，因此国际上少有赞同。